西班牙重新大选能否化解政治僵局？
政党呈碎片化发展趋势：两党制或将终结
一、执政党高层严重贪腐，损害了公众威信，经济成就被抹杀
人民党在2011年的大选中获得空前胜利，赢得186个议席，创下史上之最。执政四年期间，在财政紧缩和经济结构改革上成效显著，带领西班牙迅速摆脱衰退困境，西班牙成为欧盟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。然而时隔四年，人民党的公众威信却降至了历史低点，经济上的成就正在被频频曝光的高层贪腐所“蚕食”，选民对人民党是否有能力继续执政严重缺乏信任。
2013年初西班牙《国家报》曝光首相拉霍伊卷入“巴塞纳斯贪腐案”，收取的贿赂金高达80万欧元，影响十分恶劣。一系列的“献金丑闻”在民众的“节衣缩食”期接连曝光，导致民众对政府的积怨增多，执政党地位岌岌可危。工社党也以此为由，在2016年6月13日的竞选辩论中，全盘否定人民党在过去四年的经济成就。
二、传统政党选民基础发生根本性动摇，政党碎片化或将对西班牙政党政治产生实质性影响
近年来传统政党的选民基础正在改变。忠于不同党派的选民年龄趋于分层化，大城市年龄在18—24周岁的年轻一代，更倾向于支持我们能党和公民党；年龄在35—54周岁的中青年，正在被新左翼政党的一系列变革理念所吸引。人民党和工社党的“铁杆选民”依然是来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地区和55岁以上的选民。
与此相关联的是，选民的阶级与地区划分也有所改变。在人民党与工社党两党轮流执政期间，主要党派的选民阶层相对固定，人民党以中产阶级、精英阶层为主，工社党以广大工薪阶层为“票仓”。选民的地域分布也有一定的划界，人民党以北部、中西部为大本营，如加利西亚、卡斯蒂利亚—莱昂、马德里等自治区，工社党在南部、东北部、东南部的选民基础较好，如安达卢西亚、巴伦西亚、加泰罗尼亚等地。这是因为，近年来主权债务危机、新中右翼和新左翼政党势力的崛起，打破了传统党派的选民地区和阶级分布格局，中产阶级受债务危机影响，规模持续缩减；部分工薪阶层陷入贫困边缘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。极端左翼我们能党以实现社会绝对公平、支持地方独立为口号，有意争抢传统党派的选票；公民党以坚决铲除党内贪腐、变革社会制度为目标，吸引了不同年龄和不同选区中对社会现状心怀不满的选民。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，加剧政党碎片化发展趋势，政党的碎片化趋势在每个选区均有所表现：如在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自治区，新崛起党派开始与传统党派渐成抗衡之势，或将对西班牙政党政治产生实质性影响。
三、财政紧缩政策是把双刃剑，既是摆脱危机的良方，也是培育左翼势力的催化剂
执政期间，人民党政府在大幅削减政府开支，调整经济改革方面采取积极应对措施，如2012年2月10日，西班牙议会颁布的“关于改革劳动力市场法规的第3号皇家令”（2012年）和2012年7月13日人民党政府提出了一揽子结构改革与经济紧缩政策，有助于西班牙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市场竞争力。据称此次的劳动力改革法令是西班牙民主制度建立以来最为严厉的，该法令旨在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，提高就业率。但改革措施明显倾向雇主利益，雇主在裁员、雇佣等方面具有决定权，临时合同或短期合同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。紧缩政策造成西班牙社会边缘人群人口比重高于欧盟平均值2个百分点，城市人口中处于贫困边缘人口比重达到了26.2%，总计约有1340万人口处于贫困线边缘。因此，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。2012年9月25—26日，马德里爆发了大规模集会游行活动，抗议者包围了西班牙议会大厦并与防暴警察激烈对峙，强烈要求人民党领袖拉霍伊首相下台。
事实上，人民党政府紧缩政策成为左翼势力发展的催化剂。打着“反紧缩旗号”创建并迅速崛起的我们能党，在选民的反紧缩情绪下，迅速扩大选民基础，一举成为西班牙政党中的“耀眼明星”。在2014年5月22—25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，人民党和工社党的得票率均大幅下挫，总得票率低于50％；我们能党的前身是三年前创立的抗议运动组织（Indignados protest movement），该党赢得8％的选票，124万选民支持，5个议席。另一个与之相类似的党派——欧洲之春（European Spring）赢得1.9％选票，联合左翼党（IU）得票率为10％。以上三者总得票率接近20％，显而易见，极端左翼政党势力正在快速崛起。
四、无政府主义的残余仍对当今的西班牙政治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
作为欧洲国家，当前的西班牙政治格局无疑会受欧洲政坛变化的影响，也与其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关，无政府主义残余仍在当今政治生活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。西班牙近代政治发展历史出现过极端政治现象。1939年佛朗哥独裁专制之前，西班牙尝试过建立共和制。但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，第一和第二共和国均如昙花一现。第一共和国时期，“政局持续动荡、政府频繁更迭、政治暴力持续不断。在1917—1923年期间，政府频繁换届多达15次。历届政府均将个性差异、喜好与厌恶凌驾于政府和民族利益之上”。第二共和国始于1931年4月，前后经过三届政府，每届政府在意识形态、执政纲领和未来发展政策上分歧严重。“第二共和国从建立至西班牙内战爆发的五年时间里，内阁改组19次，首相更迭8次，每届内阁不超过101天”。
西班牙民主制度根植于本国政治文化土壤，带有本民族政治发展烙印，一旦经济形势不利或选民基础松动时，党派意识形态分歧趋于尖锐化，政策分歧严重。无政府主义思潮沉渣泛起，严重制约当前西班牙政党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，党派之间不合作、不配合、互相拆台，犹如一盘散沙，难以达成政治共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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